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简介

有据可考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期安世高译《明度五十校计经》，在此之后，自汉至宋，一千年间，佛经翻译经历了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兴盛终至衰落的漫长历程。在这一历程中，出现了一大批既精研佛理、又精通翻译的杰出翻译家。

安世高，名安清，本为安息国太子，让位于其叔，于东汉桓帝时来到中国，是我国最早翻译佛经的翻译家。

朱士行，出身士族，于曹魏时期到达于阗，在那里抄得《放光般若经》九十章，后由其弟子送回国。他是中国第一个去西方的求法者，也是汉土第一个沙门。

支谦，本为月支人，活动于孙吴时期，译文崇尚“文丽简略”，常用意译取代音译，如把《摩诃般若波罗密经》译为《大明度无极经》。

释道安，为十六国时人，出身士族，他在《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》里提出了翻译的“五失本、三不易”理论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：

“译梵为，有五失本也。一者，梵语尽倒而使从秦，一失本也；

二者，梵经尚质，秦人好文，传可众心，非文不可，斯二失本也；

三者，梵语委悉，至于咏叹，叮咛反复，或三或四，不嫌其烦，而今裁斥，三失本也；

四者，梵有义说，正似乱辞，寻说向语，文无以异，或千、五百，刈而不存，四失本也；

五者，事已全成，将更傍及，反腾前辞，已乃后说，而悉除此，五失本也。

然《般若经》，三达之心，复面所演，圣必因时，时俗有易，而删雅古，以适今时，一不易也；

愚智天隔，圣人叵阶，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，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，二不易也；

阿难出经，去佛未久，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，迭察迭书，今离千年，而以近意量裁，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，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，岂将不知法者勇乎? 斯三不易也。

涉兹五失本，三不易，译梵为秦，讵可不慎乎。”

鸠摩罗什为印度人，世为相国，后辞避出家。他既精通佛理，又通晓汉文，译经时“手执胡本、口宣秦言、两释异音，交辨文旨”，译文语言精美、内容确切，是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四大家（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不空）之一。他曾对翻译有过这样的见解：“天竺国俗，甚重文制，其宫商体韵，以入弦为善。凡觐国王，必有赞德。见佛之仪，以歌叹为贵，经中偈颂，皆其式也。但改梵为秦，失其藻蔚，虽得大意，殊隔文体，有似嚼饭与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令呕哕也。”

法显，是有文字记载的到达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横穿中亚、南亚大陆、并由南洋海路返回中国的人。他回国后撰写的《佛国记》（又名《法显传》），是研究西域和南亚各国的重要资料。

真谛，本为西印度优禅尼人，本名拘那罗陀，活动于梁陈时期。他翻译的《摄大乘论》，对后世佛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他主张不可以求文而失“信”。

玄奘 往印度那烂陀寺求法，历经十七年，根据此经历写成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是“今日一切印度学家之博学的向导，今日学者得以整理七世纪印度之不明的历史地理，使黑暗中稍放光明、散乱中有秩序者，皆玄奘之功焉”。他回国后，组织译场译经，译场规模之宏大、译经程序之完备复杂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如译场中，翻译的职司就多达十一种。

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的“五不翻”原则，对今天的翻译仍有借鉴作用：

“一、秘密帮，如‘陀罗尼’；

二、含多义故，如‘薄伽’，梵具六义；

三、无此故，无‘阎浮树’，中夏实无此木；

四、顺古故，如‘阿耨菩提’，非不可翻，而摩腾以来，常存梵音；

五、生善故，如‘般若’尊重，‘智慧’轻浅。”

义净，被称为三大求法高僧（法显、玄奘、义净）之一。从广州沿海路去印度，经历二十五年、经三十多国。在那烂陀寺留学十年。回国后，撰写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。

不空，为北印度婆罗门，自幼来华，是中国密宗的创始人之一。所译《金钢顶经》为密宗的重要经典。

此后，宋朝亦有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为译经场，但其译经规模与质量，已无法再与前代相比。

佛经翻译，对中国的思想、历史、语言（包括词汇、语法、音韵（反切、四声）等）、文学等方面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从安世高起的诸多杰出翻译大师，为弘扬佛学、历经种种艰难磨炼、在一千年间，翻译了数量巨大、质量上乘的佛经著作，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当代的译者们，也许不再有当年佛经翻译大师的虔诚与宏愿，但是在做着每日几千字、每小时数百字的看似辛苦的翻译工作时，想到自己从事的，正是前贤们曾经以虔诚之心、崇敬之心毕生从事的事业，对自己的工作，或许会有新的认识与感想吧。